针对“契约的法治使命”的主题，谢晖教授分别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法治国家“应约而在”。所谓法治国家，就是把法律当作一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契约来对待，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法治就是一种“约治”。“约治”是一种“互治”而非“自治”或者“他治”，“互治”强调交往行为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相互之间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由于“约治”要求所有的主体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治理，是故“约治”反对专权之治。

二是新邦的“邦国约”与“万民约”。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要用法治来引导新时代的使命。中国古代的契约意识非常发达，契约的分类观念也非常明晰，这种契约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到今天为止还有意义，将“邦国约”与“万民约”的分类演绎到今天，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着建构宏观层面的契约、中观层面的公约和微观层面的合同三种契约。其中宏观层面的契约就是法律，作为社会契约，政府和公众都要遵守；中观层面的公约作为公共契约，处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极其有效的作用；合同作为民事契约，在当下成为了我们交往合作的最基本方式。

三是“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对既有契约观念的扬弃。建构法治，要善待传统。古代的契约文本作为一种文明流传的方式，研究契约文本，实质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传递的一个现实样本。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展示了言必信,行必果的改革决心。古人订立契约，根据礼来践行契约，通过每个人的利益来保障。“民有私约如令”的观念认为个人之间达成的约定如同国家法律般有效，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四是“契约不彰，法治自伤”。反思中国古代的契约文明，虽然中国古代有较强的契约观念，但那是一种弱的契约观念，未建构起以契约为核心的制度文明。通过对公权主体和私权主体契约精神的检讨，提出我们需要建构一个藉由契约实现法治的社会。契约是法治运行的最微观规则，直接决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契约得以落实，法治才能落地。形成以契约为前提的连带关系，尽到契约在法治中的使命，方能真正迈入多元民主时代和网络社会。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提出“具有丰富古代契约资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限制公权力的公共契约”“如何让更多人感受和理解契约精神”等问题，针对问题，谢晖教授列举了丰富的史实，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进一步说明皇权并非没有制约，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不是学法学的同学，也能感受到法律与契约的无处不在。他强调我们身处在一个法律社会中，法律不仅壮大我们的权利，而且保障我们的义务，由此可见，法律与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